梁志刚

    今天聊城大学季羡林铜像落成、季羡林学院揭牌，我和我的老同学辽宁大学胡光利教授非常高兴，谨献上我们合著的《季羡林大传》一书作为贺礼。邵鑫院长要我写几句话。我写了这样四句：

最幸师从季羡林，

狂沙淘尽始见金。

宠辱不惊真本色，

小子自此方有心。

    这是几年前我回忆几位恩师时写的一首顺口溜中的几句，是我的真情实感，抄给季羡林学院的学弟学妹。

    我和胡光利是50年前投到季老门下读书的。当时季先生给梵文班五年级同学上课，和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。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:一是开学不久，系学生会通知，哪位同学没有脸盆，可以领一个。那时候我们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，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，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。季先生知道了，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。我虽然没有去领脸盆，但心里暖暖的。二是那年“十一”，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，见到毛主席，心里兴奋得不得了。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，他们看了电视转播，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！我着实吃惊不小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。记得未名湖岛亭的教工俱乐部有一台，学生是不让看的，我就有过混进去看电视被轰出来的经历。季先生能叫一群大孩子到自己家看电视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据此认定，季先生是好人，好领导，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读书是我的福分。此后，无论是风雨如晦的十年“文革”，还是远在新疆戍边的日子，我们一直与先生保持联系，从青年到中年，乃至退休以后，多次有幸聆听先生教诲。恩师的耳提面命，让我们终生受益，我们一生把先生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    2005年，蒙先生首肯，我和胡光利将先生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，整理成一套文集，定名《此情犹思：季羡林回忆文集》。编辑书稿，为我又一次提供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。我们写的《编者前言》原稿中有“大师”、“国宝级学者”、“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”等字眼，我们认为实话实说，并不为过，可是先生看了不高兴，他说:“我正在写文章，‘辞国宝’、‘辞大师’，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，我算什么？一个杂牌军而已，不过生的晚些，活的时间长些罢了。是学者、是教授不假，但不要提‘唯一的’，文科是唯一的，还有理科呢？现在是唯一的，还有将来呢？我写的那些东西，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，小品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，哪里称得上什么‘家’？外人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，你们是我的学生，应该是知道的。这不是谦虚，是实事求是。”遵照先生的意见，我们改了一稿，先生看了说：“还是有吹捧之嫌，再改。”改了三遍才通过。有人建议，把领导人和季先生的合影收入书中，这类照片不少，收进书里可能是个卖点。可是季老不同意。他说一张都不许收，决不可借领导同志抬高自己身价。先生不主张开新书发布会，出版社坚持要开，先生请他的助手转达了三条意见：“领导同志公务繁忙，不要请他们到会；不要摆放我和领导同志的合影，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；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，放几张照片可以，我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，不要招摇。”他还说“应当靠书的内容、书的质量赢得读者，而不是靠宣传。人家说好，是鼓励我们，人家挑毛病，是鞭策，都要感谢。”熟悉季先生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他的一贯思想，一贯风格。这次为先生编书，受益良多，不仅是学习季老的为文，更重要的是学习季老的为人。

    季先生一生治学严谨，偏爱考据。晚年转而兼顾义理。他关于人类文化交流、东西方文化以及国学方面的议论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如同黄钟大吕，振聋发聩。2008年，经先生授权，我编辑了《季羡林谈义理》一书，出版后很快被纳入《人民·联盟文库》。季先生说：“（这本小册子）可能有点用途。（对哲学）我们是外行，外行有外行的优势。许多问题内行熟视无睹，外行可以一眼就看出来，而且敢讲。”

    季老年高德劭，思维敏捷而深邃。晚年考虑的多是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。他提出“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”，精辟阐述了和谐的三个层次，并写诗赞曰，“人和政通，海晏河清，灵犀一点，上下相通。”表达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内心的企盼。他的意见被高层采纳，写进了中央全会决议。

    季羡林先生同意我为他撰写传记，并嘱咐我“不要夸大，也不要缩小，实事求是。”2008年，我写的《人中麟凤：季羡林》一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。以此为基础，我和胡光利又搜集了大量材料，写出三卷本《季羡林大传》，力求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客观叙述季老的人生经历，献给恩师百年诞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聊城大学的毕业生、辽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靳庆柯和高源，也为此书的写作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

    季羡林先生热爱祖国、道德高尚、学养丰厚、远见卓识，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。他的一生跌宕起伏，为人为学如同高山大海，气象万千；又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，是宝贵的精神遗产，值得几代人认真研究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。传记是季羡林研究重要的基础工作，作为传记作者，参加这样的座谈会，有大量新的收获，新的惊喜。例如泰安袁明英先生的发言，讲到季老对泰山文化的关注和指导；楚水先生对2009年7月11日季老病房情况的回顾，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。我们深知自己对季羡林先生的了解和理解还远远不够，我们决心在有生之年，不遗余力继续搜集整理相关资料，力求增补、修改出更加翔实完备的传记版本。

    大家知道，季羡林先生有一个有名的“接力棒”理论。历史长河犹如接力赛跑，我们中国队曾经长期充当领跑者，近代以来，却大大落后了。中国的有识之士，大声疾呼，奋力追赶。季老这一棒，奋斗百年，跑出了骄人的成绩，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并作出了“21世纪是中国世纪”的大胆预言。回顾中国百年历史，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多少志士仁人为之艰苦奋斗、英勇牺牲，来之不易。现在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上，包括今天在座的季羡林学院的师生在内。先贤榜样在前，我们当不懈努力，跑好自己这一棒，我们有责任抱薪传火，学习和弘扬季老的精神，把它发扬光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此文为2014年7月11日梁志刚先生在聊大座谈会发言）